他弯腰拿起那个枕头，把脸埋进去。枕头上有她头发的气味——酥油、柏枝、和她每天在窗前供灯时留在纤维里的檀香。那种气味他闻了几个月，从来没有觉得它这么重——不是浓，是重。像整座喜马拉雅山都压在那几层布上。
他把枕头放回原位，用手抚平上面的皱褶。然后他打开了衣橱。
衣橱里挂着两件他的西装、几件衬衫、她的那件红色藏袍——不在。她今天穿走了它。他记得她穿那件藏袍的样子。在加德满都杜巴广场，她把象神雕像擦了又擦，阳光从她背后照过来，把她整个人都裹在一圈金红色的光晕里。那时候他还不认识她，还不知道那件藏袍的红色是她在村子里用植物染料自己染的——用茜草根和核桃皮煮出来的颜色，染了一遍又一遍，染完之后放在雪山上晒，晒干了再染下一遍，染了整整一个夏天才染成她想要的那个红色。她后来告诉他，那件藏袍是她十八岁时自己做的。从染布到缝制，花了整整一年。她穿着它来到加德满都，穿着它遇见他，穿着它回村子过洛萨节，穿着它来重庆。现在她穿着它走了。他关上衣橱的门。
他走到床头柜前。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木头的念珠盒。那是她在尼泊尔买的，紫檀木的，很小，刚好能装下一串念珠。盒盖上刻着一朵莲花——花瓣是用极细的刀工刻出来的，边缘有一点磨损，大概是被反复摩挲了很多年。以前里面装着她的念珠。现在念珠在他手腕上。
他拿起那个盒子，很轻。打开，里面果然什么都没有。但盒子里有气味——柏枝和酥油和檀香混合的气味，和她头发里的气味一模一样。她把念珠给了他，把盒子留在这里。她把阿妈的祈祷戴在他手上，把装祈祷的容器放在他床头。他忽然想起洛萨节那天，阿妈把红绳从供台上取下来，放在尼玛手心，用夏尔巴语说了一句话。他当时听不懂，后来尼玛翻译给他听——阿妈说：给了你，就是你的。你要把它给该给的人。
她把念珠给了他。她把阿妈几十年的祈祷给了他。她是那个“该给的人”。
他把盒子放在手心里握了很久。紫檀木的表面被磨得光滑发亮，盒盖上的莲花在黑暗中微微凸起。然后他把盒子慢慢放回原处。
然后他的拳头砸在了墙上。
不是脑袋里下命令让拳头去砸的。是拳头发出了一个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信号。墙壁是承重墙，很硬，拳峰砸上去的瞬间发出一声闷响。虎口的皮破了。血从指缝里渗出来，顺着指背往下淌，滴在木地板上，砸出一个个小小的红色圆圈。那些圆圈很快被木头吸收了，颜色变深，变成暗红，变得和她的藏袍颜色很像。他想起她穿那件藏袍站在他面前的样子——在加德满都杜巴广场，她转过头来看他，眼睛在夕阳里显得格外清澈。
现在他把拳头从墙上收回来，看着血迹在白色墙面上慢慢晕开。那血迹很小，但很刺眼。像是有人在那面墙上盖了一个戳——一个证明，证明昨晚的一切确实发生了。证明她把念珠给了他，把空盒子留给了他，把红绳系在天台的铁栏杆上，把“爱他和爱他的钱是两回事”这句话钉在他胸口。证明她没有辩解一句就走了。
他在原地站了很久。窗外汽车驶过的声音从近到远，货船的汽笛从远到近。他的右手还攥着那个空念珠盒，盒子硌着掌心里的伤口，更疼了。他把盒子放在床头柜上，转身走出了卧室。他没有去洗手间处理伤口，也没有去厨房找毛巾。他走回客厅，在沙发上坐下，把那只流着血的手放在膝盖上。窗外渝中半岛的灯火已经暗了不少，只剩下几栋写字楼的楼顶灯还在闪烁。嘉陵江的水在黑暗中无声流淌。远处的南山只留下一个更深的黑色轮廓。
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。血已经不流了，伤口边缘开始凝结，形成一道暗红色的痂。他想起那次在大理，他们在客栈的院子里跳舞，他把她的手翻过来，手心朝上，低头看着她的掌纹。她说她的生命线很长，从虎口一直延伸到手腕。他沿着那道掌纹用手指画了一遍。现在他手上的血干了，掌纹里的血迹变成了一条条暗红色的细线，把他的生命线也染红了。
他拿起手机。屏幕亮起来的一瞬间，自动推送了一条消息——尼玛的微信头像，费瓦湖的晨雾倒影，右上角有一个红色的“1”。他点进去。是她发来的，时间是凌晨两点十一分。只有一句话：“对不起。我走了。”
他盯着那四个字。“对不起”。她认识她这么久，她很少说“对不起”。在加德满都被游客骂的时候她不说，在重庆迷路淋雨的时候她不说，在医院被医生说肺里的伤可能会越来越重的时候她也不说。她不是一个轻易说对不起的人。因为她不觉得自己欠过谁的。她帮桑贾伊搬了三天货，桑贾伊欠她；她帮阿斯玛在出租屋住了半年，阿斯玛欠她；她把最好的毯子送给沈佩兰，沈佩兰欠她。她是一本记满了别人欠她的人情账本。但她说“对不起”。她说“我走了”。
他把手机翻过来，扣在膝盖上。他没有回复。他不知道回复什么。他只是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，然后打开通讯录，拨通了陆震廷的电话。
电话响了三声。陆震廷接起来的时候声音很清醒——大概还没睡，或者被吵醒之后从不表现出被吵醒的样子。这是他三十多年在商场上养成的习惯：不管什么时候接电话，声音都要稳，不能让对方听出自己的状态。
“爸。”
“怎么了。”陆震廷的声音和往常一样平稳。
“那个婚事。”陆云说。他的声音很平，平到他自己都觉得是从另一个人嘴里说出来的。“我答应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不是陆震廷惯常的那种沉默——那种沉默是他用来压对方的，是谈判中的主动沉默。这次的沉默是另一个类型的：他在等，看儿子下一句会说什么。也许他在等儿子反悔，也许他在等儿子说“算了”，也许他只是在等自己心里那个说不清是什么的东西慢慢沉下去。但陆云没有说下一句。他只是握着手机，听着父亲的呼吸从听筒里均匀地传来。呼吸很稳，和他签合同时的节奏一样。
“明天我来安排。”陆震廷说。
电话挂断了。陆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，靠在沙发靠背上。窗外的天空已经开始发白。不是那种干净的、像高原湖泊一样透明的鱼肚白，而是重庆特有的灰白色——雾和云和城市的灯火混在一起变成的某种说不清颜色的光。那种光没有金色的温度，也没有橙色的暖意，它只是把黑夜冲淡了，变成了灰。嘉陵江上的第一声货船汽笛响了，闷闷的。新的一天开始了。今天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又一天。只是从今天开始，太阳不会再为他升起来了。他有的是日光灯、路灯、台灯、霓虹灯。每一盏都能亮。但没有一盏能让他感觉到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