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知道你们有理由怀疑我。”福斯特在会谈结束时说，“在这个世界上，值得信任的人确实不多。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，我做这部纪录片，不是为了钱，也不是为了名声。我只是觉得，你们的故事值得被记录下来。如果将来有一天，你们发现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，你们可以随时终止合作，甚至可以把我的名字从影片中去掉。”
叶寒没有立刻回答。他看着福斯特的眼睛，试图从中找到一丝撒谎的痕迹。但他看到的，只有一种近乎固执的真诚。
“我们需要时间考虑。”他最终说。
“当然。”福斯特站起身，与他握了手，“我等你们的答复。”
回到安全屋后，叶寒和叶花又讨论了整整一个晚上。最终，他们决定接受福斯特的提议，但有三个前提条件：第一，所有拍摄内容在公开前必须经过他们的审核；第二，拍摄过程中，他们有权随时中止合作；第三，福斯特必须提供所有资金来源的详细清单，并接受不定期的核查。
福斯特接受了所有条件。
拍摄在一个月后正式开始。福斯特和他的五人团队搬到了挪威北部，在距离安全屋大约十公里外的一个小镇上驻扎。他们每天往返于小镇和安全屋之间，拍摄叶花的工作日常、叶正的康复过程、以及叶寒策划反击的幕后故事。
起初，一切都很顺利。福斯特的专业素养确实很高，他的拍摄手法细腻而不 intrusive，他的提问深入而不冒犯。叶花和叶正逐渐放下了戒备，在镜头前展现出越来越自然的状态。就连一向警惕的叶寒，也开始对福斯特产生了些许信任。
但变化，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发生。
叶花开始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。对方自称是媒体记者，想要采访她，但问的问题却与葬花会毫无关系，反而集中在她的个人生活、童年经历、情感状态上。她挂断电话后，没过多久又有新的号码打进来，问着类似的问题。
与此同时，“蔷薇档案”的服务器开始出现一些异常。不是攻击，而是一些奇怪的访问模式——某些 IP 地址在深夜时段频繁访问特定的文件，下载量异常，但下载的内容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。叶花追踪了几次，发现那些 IP 地址分布在全球各地，使用了多层代理，无法锁定真实来源。
她把这些异常告诉了叶寒。两人讨论了很久，但无法确定这些现象之间是否存在关联，也无法确定它们与福斯特的拍摄团队是否有关。
直到有一天，叶花在整理拍摄素材时，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细节。
在福斯特拍摄的一段视频中，背景里出现了一个人影。那人站在安全屋外的树林边缘，穿着一件深色大衣，似乎正在注视着安全屋的方向。画面只持续了几秒钟，那人就转身离开了，但叶花总觉得那个身影有些眼熟。
她把那段视频反复播放了好几遍，试图看清那人的面孔，但距离太远，画面太模糊，无法辨认。
她叫来叶寒，让他一起看。
叶寒盯着屏幕上那个模糊的身影，眉头越皱越紧。那个人的身形、走路的姿态，让他想起了一个人——那个在日内瓦庄园拍卖会上见过的、代号“医生”的男人。
但“医生”已经死了。他亲眼看着“医生”咬破衣领里的毒囊，毒发身亡。死人是不可能复活的。
“也许是我想多了。”叶寒说，但他的语气并不确定。
叶花没有反驳，但她也没有删除那段视频。她把它保存在一个单独的文件夹里，标上了“待核查”的标签。
拍摄继续进行。福斯特的团队依然每天往返于小镇和安全屋之间，记录着叶花和叶正的日常生活。但叶花和叶寒之间的对话，变得越来越谨慎。他们不再在安全屋内讨论敏感话题，而是选择在外面散步时，在空旷的野外低声交谈。
他们不确定自己是否被监视，也不确定监视者是谁。但他们都知道，信任一旦出现裂痕，就很难再修复。
而那裂痕，正在悄然扩大。